第四类聪明

    洪波兄将他这部研究汉代文化与文学的新著，取名“在历史的转折点上”。或许因为我是研究魏晋文学和文论的，一看到“转折”这个词，自然想到汉魏之际。而汉之前有秦，中国历史在.‘秦”这儿已经转折了;汉承秦制，何来“转折”之说?且看洪波兄如何自圆其说。

    是书共五章，后三章分论汉诗、汉赋和(史记)，前两章总论汉代的文化与文学。作者认为，汉代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方面，“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”。秦以郡县替代分封，新创了专制社会的模式，但它还来不及认真实践便灭亡了。社会形态如此，文化文学亦然，说得过去的也就是《吕氏春秋》和《谏逐客书》。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史上，秦代是一晃而过，甚至连一个清晰的背景也未能留下。因此，汉代的文学和文化所背负的，不是秦代而是整个先秦时代的传统。其实，洪波兄之前，学界已注意到这一点，如论及贾谊的政论和司马迁的人物传记，都称之有战国散文之遗风。但洪波兄论述两汉与先秦的联接，其学术兴趣不在理“同”而在辨“异”。

    秦汉以前的社会，基本上是以血缘纽带为灵魂的氏族集团的联盟;继秦之后，汉代才是中国专制社会形态的真正完成者。汉初虽然有一段时间的黄老无为之治，但那只是统治者的权宜之计，并非四百年汉代社会的文化本质。汉代的文化本质是专制。从先秦到两汉，家族同盟变成了家天下，百家争鸣变成了一家独鸣，价值多元变成了价值一元……轴心时代的开放、宽容、浪漫和诗性丢失了，汉代社会呈现于中国文化的，是功利化的英雄主义，神学化的理性精神，物质化的修辞欲望。洪波兄将他所理解的这种历史文化的“转折”，既融注于对汉代文化与文学之关系的深遂辨析，亦贯穿于对汉诗、汉赋和《史记》的精细解读。

    洪波兄将汉代诗歌分为乐府诗、庙堂诗和文人五言诗三大类，并从文化嫂变的特定层面考察汉诗与前代诗歌之异同。孔子说诗三百，称“诗可以怨”;而班固说汉诗，称“感于哀乐”。就鸣哀抒怨而言，汉诗承续了诗三百的传统，但二者又有很大区别。比如，同为无名氏之作，《诗经》的哀怨大多有明确的对象或所指，而汉乐府的哀怨，虽然情绪比(诗经)来得激烈，所指却相当模糊。汉乐府的作者对人生的狭促和痛楚有着极为敏锐的感受，却又弄不清楚这种精神的郁闷和压抑来自何方。洪波兄指出，汉乐府的这种精神现象，正好反映出社会转型期诗人对新起的专制社会的不适应心态。汉乐府是一种悲观的

    现实主义，她已经没有了(诗经)时代那种浑朴未开的童心，她是少年初窥人生不平时的愤激。愤激也是有美感的，只是这种美感遭到功利主义的栽害。比如，少年罗敷对太守的愤慨，一如她的聪慧和丽姿，同样是一种美。然而，罗敷的“夸夫”却并无多少美感，它表现出的正是汉代文化急功近利的一面。此外，庙堂诗所昭示的由敬畏心态向托庇心态的蜕变，文人五言诗所咏叹的仕途失意者的迁徙感和幻灭感，其文化之根亦可追溯至汉代专制社会的功利主义。

    一时代之文学乃此一时代之文化的诗性显现，文学中所包含的艺术精神、审美情趣、人格魅力、悲剧意识等等，作为文化的观念层面，铸成某一种文化特定的价值体系。汉代文学不仅一般性地形成汉代文化的价值体系，而且最终形成不同于先秦文化的思想、情感和人格特质。《史记》，作为汉代叙事文学的代表，其言说方式虽然有先秦之风，其人格精神和美学旨趣却属于汉代，属于汉代文化。班固说司马迁“是非颇谬于圣人”，司马迁“谬”的是先秦的“圣人”，是在《史记》的人物塑造和人格品评中超越了传统的道德和文化观念。洪波兄从文化人格学角度将《史记》的人格形象分为三类:率性人格、智慧人格和政治人格。如果说率性人格的张扬个性、标举自我是对先秦儒家伦理规范的反拨，那么智惫人格则以其洞察、坚韧和对事功的执著扬弃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和弃智。祟尚率性和智者的司马迁，却生活在专制空前强大的时代，他不得不去塑造既无率真亦非智慧的政治人格，以顺应专制集权社会的运行之势。这是司马迁的悲剧，也是汉代文化的悲剧。

    章培恒先生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，在概说汉代文学时，称汉人具有“那种第一次征服世界的新鲜感和恢宏气度”，具有“巨大的时空意识”和“苞括宇宙，总览人物的气魄”。洪波兄的这部新著，其新锐之处，除了它在学界第一次以“转折”的眼光重新解读汉代文化与文学，还在于它的言说风格有着与研究对象相似的大气与宏阔，率性与隽智。著者含蓄着诗情而洋滥着哲思，没有一般文学史著作的板滞与琐细，没有小聪明而有大智慧。

    有一次与湖北教育学院的几位朋友聊天，谈起人的或智或愚有着表里内外之别，大体上又可分为四类:或外智内愚，或外愚内智，或内外皆智，或内外皆愚。洪波兄笑曰“我是第四类”，说这话时，一脸的憨厚。 有的人将智惹写在脸上，有的人则将智慧写在书里，洪波兄属于后一种。